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百姓对自身健康日益关注，健身生活化逐渐形成。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目标［1］。有规律性的科学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研究表明：与个体身体条件不匹配或不相适应的运动会导致个体机能下降、损伤、甚至是猝死［2］。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的颁布，人们对健身的热情日益高涨，推动了健身活动从内容到形式的高速发展。对于有健身有迫切需求的百姓只知道运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却对怎样健身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健身”变“伤身”的事件常有发生，影响了部分市民的健身热情，制约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健身模式，以指导人们正确健身。
1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理念的阐释
关于“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目前处于摸索阶段，在中国还是一个新概念。广义上是指一切以体育与医疗相结合来进行健身的方式方法；狭义是指健身模式以提升全民健康为目标，将日常的体育锻炼行为与医学保健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涉及到运动医学、体育保健、运动风险评估、健康监测等各项知识，结合医疗手段，帮助人们在健身前进行健康评估，在健身中对锻炼的形式、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有效的医疗监督及时处理遇到的各种情况，在健身后对锻炼效果反馈进行的评估，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体医结合”是体育健身功能与医疗康复功能的融合，是促进人类体质健康的新型模式［3］。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医学、体育学和保健学的有机融合，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新科技条件下的新型健康理念和科学健身。
2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驱动因素分析
2.1 政策导向是构建健身模式的推手
针对当前我国科学健身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建设的需要，国家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为全民健身提供政策支持。2013年国家颁布的《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把全民健身事业与社区医疗卫生、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等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代表着政府已经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从计划上升到了实践。随着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市民体育锻炼热情的提高，健身意识普遍得到加强，崇尚健身的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然而科学健身指导的匮乏，不少参与者虽然坚持运动，却没有到达健身的目标，甚至引发了运动性疾病。参与者希望通过科学健身方式，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寻求一种安全科学的健身模式。因此，“体医结合”健身模式，是政府政策驱动的必然结果。
2.2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探路者”
2004年由北京市现代阳光体验中心、国民体质检测中心监测站、康漫健康俱乐部成立的北京郡王府阳光康漫健康管理中心，是第一家带有医疗健身功能的“体医结合”俱乐部。2005年北太平庄医院联合上海体育学院成立的健康体质监测指导中心，由运动医学专业的医生根据个人特征开具运动结合药物治疗的健身处方，为市民提供体质监测和专业的科学健身指导，是第一家提供“体医结合”服务的医院。2006年江苏省苏州市实施了用医疗保险卡的剩余额购买健身服的方法，市民的医疗保险卡只要余额超过了3000元就可以将适当的钱转到阳光健身卡当中，就可以到指定的健身场馆内健身，这是医疗保险卡购买健身服务形式在国内的实践，随后在江苏南京、常州以及深圳市推广实施。2013年武汉市的江城健身e家“五位一体”健身服务模式，开创了“体医结合”在社区的试点，该健身俱乐部依托社区原有场馆结合健康检测服务，构建一个贯穿居民科学健身全过程的“体医结合”服务模式。这些试点为“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将“体医结合”健身模式逐步推广到社区。北京郡王府康漫健身俱乐部和北太平庄医院，由于诸多因素没能取得成功。近两年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院长李国平等同志的努力下，国家体育总局重新搭建了“体医结合”的平台，“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在体育总局体育医院、北京广安门医院、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再次尝试，实践证明，“体医结合”模式，对多种类型的慢性疾病在有效控制了患者病情的同时，降低了患者的医药费用［4］。实践表明，“体医结合”模式下无论是健身俱乐部、医院或者社区，在指导人们的正确健身、科学健身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广大群众在科学健身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服务。目前我国“体医结合”健身模式还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体医结合的推广将惠及民生。
2.3 需求促进“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变革现实需求
近年来群众的健康问题上升为我国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现全民健康，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根据2015年中国健康大数据统计显示：全国高血压人口约为1.6-1.7亿、高血脂约为1亿、糖尿病患者达到9000多万、超重或者肥胖症患者约为7000万-2亿、血脂异常者达1.6亿、脂肪肝患者约1.2亿［5］。慢性病及其并发症成为威胁国民生命健康的首要杀手。临床医学对部分慢性疾病只能治标不治本，疗效甚微甚至束手无策，迫使科学寻求药物治疗以外的慢性病防治手段，无数的实践和科学研究表明，运动是防治诸多慢性疾病的良药［2］。慢性病患者正确的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心理与生理的健康，更是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和痊愈，体育锻炼的这种效果是药物治疗所不可替代的。体育锻炼需要科学的指导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根据2014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为3.64亿，但接受过锻炼指导的人只有48%，其中的32.3%接受的是家人或朋友的指导，而接受过专业指导的只有5%，还有部分通过看书或者视频学习方式进行锻炼［6］。面对慢性病患者多，健身过程中接受专业指导人数少的现实，人们的科学健身急需“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技术支持。
3 存在的问题与提升策略
在国家体制、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在当前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作为新颖健身理念，国内外可借鉴的经验和研究资料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社会形态、以及国民身体体质特点等，决定了无法照搬国外他人的“药方”，只有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民的实际不断地探索和改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医结合”健身模式。
3.1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人才缺口是“体医结合”健身模式运行的最大的挑战
我国14亿人口的大国，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急需大批社区体育指导员，现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健身指导过程中一般强调的是体育技能技巧的示范和输出，没有经过正规的与运动健身相关医学知识的培训，因而在运动监控、体育保健方面医学知识缺乏，特别是在指导一些特殊人群参与体育运动和健身方面知识不足，在给参与者制定健身计划时，不能运用医学知识对健身者的身体状况、运动技能等方面做出科学的判断。而现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是：体育院校主要侧重于体育技能方面的培养，在医学知识的传授方面比较欠缺，与“体医结合”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有一定的距离；医学院校在5年制大学教育中，除了大学公共体育课外，几乎没有开设体育与健康相关的课程，医学类的学生精通运动技能的学生寥寥无几，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医疗系统，医生很少会去指导病人的体育锻炼，所以很难胜任“医体结合”的指导任务，因此，在“体医结合”的初级阶段，人才缺口是瓶颈。
3.1.2 缺乏资金保障
全民健身事业建设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而政府工作重心在健身场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对健身个体不同条件的资金配置非常有限，投入的总资金不足和投入的结构不合理导致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体医结合”健身模式构建的不同层面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一是硬件的投入，锻炼前进行风险评估，如心血管系统能承受的运动负荷，肌肉和关节能承受的力量等身体条件指标测试所需要的设备；二是软件的投入，如运动处方的研发、身体条件的综合评估方案等；三是体育与卫生部门之间在体质监测、健康宣传与咨询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四是对社区医务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相关运动处方知识与体质测定方法的培训等。拓宽建设资金来源的渠道，是保障“体医结合”健身模式构建的动力源泉。
3.1.3 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契合度低
在我国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和统一的工作规划，使得在工作联系上双方处于严重分离状态。对一些政策在理解上存不同程度的偏差，导致在责任划分、提供服务时表现混乱和各自为政。在运行这一模式时认识不到二者的联系，即使有些体育或卫生部门能够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认为体育与卫生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相互指导，但由于没有完善的管理机制、相应的资金支持等方面的限制，两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顺畅，这些都会导致“体医结合”模式在现实推广过程中不顺利。
3.2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提升策略
3.2.1 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中国方案”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要依托人才。面对当前这种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一定要依据我国国情，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为“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实施奠定人才基础，首先从当前医学高校和体育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上思考，其在课程设置上应涉及医学、健康管理、运动技能指导、营养等多方面的知识体系，培养既懂医学又能指导健身运动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体育学科与医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发挥各学科的优势，使体育学科与医学学科之间形成优势互补［7］。其次，由于大学生招生规模有一定的限制，大学培养的相关人才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尽量让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作为“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训师资的受益者，通过行业协会培训，或者再就业培训等方式来实现加大“体医结合”人才的培养。第三，应当从薪酬待遇职业归属感方面思考，划清职业性和公益性的界限，要对体医结合的人才的薪酬和社会保险等有相应的保障，并且可以实施奖励机制或者是补贴机制，促使他们自愿到基层去，为实现体医结合模式的推广起到促进和激励作用。第四，把体育促进健康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作为社区医生的培训内容之一，充分发挥基层全科医生在“体医结合”中的促进作用。
3.2.2 探索多渠道的“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资源配置
在政府对体育健身服务总投资金额不足的背景下，积极转变政府在全民健身事业上的职能，鼓励支持合资、联营、合作、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让体育私营组织或个人参与到“医体结合”健身模式建设的各个环节；政府为实现市民在科学指导下健身的目标，可以尝试服务外包的形式，将“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建设任务委托给体育、医疗社会组织，二者之间达成一种相互依赖，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8］，政府负责政策和规划，体育、医疗社会组织负责资金和提供“体医结合”健身服务，实现供给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使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得以提高，满足公民科学体育健身的多样需求；还可以考虑社区体育部门、医疗部门与健身俱乐部之间开展联营合作，互相在技术、设备、场地上给予支持，将“体医结合”服务提供给市民，以帮助市民以科学的方式追求健康；最后可以考虑政府购买的途径，运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和财政下拨的用于群众体育活动的经费购买“体医结合”健身服务部分项目，实现居民对健身产品多样性、科学性的需要。
3.2.3 大力推动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的融合创新
政府要为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有机融合搭建运作平台，提供规划协调和政策导向。首先，以“体医结合”试验区创建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体育与医疗卫生的合作创新，充分发挥“体医结合”试验区的部门合作经验和资源共享作用，探索多样的“体医结合”部门合作形式。其次，政府应该加强体育机构与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合作的机会，要制定适用于两个部门的管理制度，实现他们的综合管理，建立“体医结合”的管理机制，并且为“体医结合”模式的推广提供政策或者是资金方面的支持。为了更好地让体育部门与医疗部门的融合，可以让体育和卫生部门都参加社区公共医疗、体育服务方面的政策制定，为两者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第三，加强社区体育与社区医疗服务相互渗透融合，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参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市民体质检测系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宣传引导居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各种伤、病的治疗和康复中推广应用体育手段，将居民的体育行为和体质监测作为居民的健康管理内容之一［8］，实现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促进两个部门的合作。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百姓对自身健康日益关注，健身生活化逐渐形成。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目标［1］。有规律性的科学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研究表明：与个体身体条件不匹配或不相适应的运动会导致个体机能下降、损伤、甚至是猝死［2］。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的颁布，人们对健身的热情日益高涨，推动了健身活动从内容到形式的高速发展。对于有健身有迫切需求的百姓只知道运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却对怎样健身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健身”变“伤身”的事件常有发生，影响了部分市民的健身热情，制约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健身模式，以指导人们正确健身。
1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理念的阐释
关于“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目前处于摸索阶段，在中国还是一个新概念。广义上是指一切以体育与医疗相结合来进行健身的方式方法；狭义是指健身模式以提升全民健康为目标，将日常的体育锻炼行为与医学保健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涉及到运动医学、体育保健、运动风险评估、健康监测等各项知识，结合医疗手段，帮助人们在健身前进行健康评估，在健身中对锻炼的形式、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有效的医疗监督及时处理遇到的各种情况，在健身后对锻炼效果反馈进行的评估，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体医结合”是体育健身功能与医疗康复功能的融合，是促进人类体质健康的新型模式［3］。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医学、体育学和保健学的有机融合，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新科技条件下的新型健康理念和科学健身。
2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驱动因素分析
2.1 政策导向是构建健身模式的推手
针对当前我国科学健身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建设的需要，国家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为全民健身提供政策支持。2013年国家颁布的《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把全民健身事业与社区医疗卫生、健康养老、文化教育等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代表着政府已经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从计划上升到了实践。随着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市民体育锻炼热情的提高，健身意识普遍得到加强，崇尚健身的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然而科学健身指导的匮乏，不少参与者虽然坚持运动，却没有到达健身的目标，甚至引发了运动性疾病。参与者希望通过科学健身方式，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寻求一种安全科学的健身模式。因此，“体医结合”健身模式，是政府政策驱动的必然结果。
2.2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探路者”
2004年由北京市现代阳光体验中心、国民体质检测中心监测站、康漫健康俱乐部成立的北京郡王府阳光康漫健康管理中心，是第一家带有医疗健身功能的“体医结合”俱乐部。2005年北太平庄医院联合上海体育学院成立的健康体质监测指导中心，由运动医学专业的医生根据个人特征开具运动结合药物治疗的健身处方，为市民提供体质监测和专业的科学健身指导，是第一家提供“体医结合”服务的医院。2006年江苏省苏州市实施了用医疗保险卡的剩余额购买健身服的方法，市民的医疗保险卡只要余额超过了3000元就可以将适当的钱转到阳光健身卡当中，就可以到指定的健身场馆内健身，这是医疗保险卡购买健身服务形式在国内的实践，随后在江苏南京、常州以及深圳市推广实施。2013年武汉市的江城健身e家“五位一体”健身服务模式，开创了“体医结合”在社区的试点，该健身俱乐部依托社区原有场馆结合健康检测服务，构建一个贯穿居民科学健身全过程的“体医结合”服务模式。这些试点为“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将“体医结合”健身模式逐步推广到社区。北京郡王府康漫健身俱乐部和北太平庄医院，由于诸多因素没能取得成功。近两年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院长李国平等同志的努力下，国家体育总局重新搭建了“体医结合”的平台，“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在体育总局体育医院、北京广安门医院、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再次尝试，实践证明，“体医结合”模式，对多种类型的慢性疾病在有效控制了患者病情的同时，降低了患者的医药费用［4］。实践表明，“体医结合”模式下无论是健身俱乐部、医院或者社区，在指导人们的正确健身、科学健身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广大群众在科学健身方面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服务。目前我国“体医结合”健身模式还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体医结合的推广将惠及民生。
2.3 需求促进“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变革现实需求
近年来群众的健康问题上升为我国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现全民健康，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根据2015年中国健康大数据统计显示：全国高血压人口约为1.6-1.7亿、高血脂约为1亿、糖尿病患者达到9000多万、超重或者肥胖症患者约为7000万-2亿、血脂异常者达1.6亿、脂肪肝患者约1.2亿［5］。慢性病及其并发症成为威胁国民生命健康的首要杀手。临床医学对部分慢性疾病只能治标不治本，疗效甚微甚至束手无策，迫使科学寻求药物治疗以外的慢性病防治手段，无数的实践和科学研究表明，运动是防治诸多慢性疾病的良药［2］。慢性病患者正确的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心理与生理的健康，更是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和痊愈，体育锻炼的这种效果是药物治疗所不可替代的。体育锻炼需要科学的指导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根据2014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为3.64亿，但接受过锻炼指导的人只有48%，其中的32.3%接受的是家人或朋友的指导，而接受过专业指导的只有5%，还有部分通过看书或者视频学习方式进行锻炼［6］。面对慢性病患者多，健身过程中接受专业指导人数少的现实，人们的科学健身急需“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技术支持。
3 存在的问题与提升策略
在国家体制、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在当前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作为新颖健身理念，国内外可借鉴的经验和研究资料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社会形态、以及国民身体体质特点等，决定了无法照搬国外他人的“药方”，只有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民的实际不断地探索和改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医结合”健身模式。
3.1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人才缺口是“体医结合”健身模式运行的最大的挑战
我国14亿人口的大国，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急需大批社区体育指导员，现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健身指导过程中一般强调的是体育技能技巧的示范和输出，没有经过正规的与运动健身相关医学知识的培训，因而在运动监控、体育保健方面医学知识缺乏，特别是在指导一些特殊人群参与体育运动和健身方面知识不足，在给参与者制定健身计划时，不能运用医学知识对健身者的身体状况、运动技能等方面做出科学的判断。而现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是：体育院校主要侧重于体育技能方面的培养，在医学知识的传授方面比较欠缺，与“体医结合”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有一定的距离；医学院校在5年制大学教育中，除了大学公共体育课外，几乎没有开设体育与健康相关的课程，医学类的学生精通运动技能的学生寥寥无几，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医疗系统，医生很少会去指导病人的体育锻炼，所以很难胜任“医体结合”的指导任务，因此，在“体医结合”的初级阶段，人才缺口是瓶颈。
3.1.2 缺乏资金保障
全民健身事业建设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而政府工作重心在健身场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对健身个体不同条件的资金配置非常有限，投入的总资金不足和投入的结构不合理导致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体医结合”健身模式构建的不同层面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一是硬件的投入，锻炼前进行风险评估，如心血管系统能承受的运动负荷，肌肉和关节能承受的力量等身体条件指标测试所需要的设备；二是软件的投入，如运动处方的研发、身体条件的综合评估方案等；三是体育与卫生部门之间在体质监测、健康宣传与咨询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四是对社区医务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相关运动处方知识与体质测定方法的培训等。拓宽建设资金来源的渠道，是保障“体医结合”健身模式构建的动力源泉。
3.1.3 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契合度低
在我国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和统一的工作规划，使得在工作联系上双方处于严重分离状态。对一些政策在理解上存不同程度的偏差，导致在责任划分、提供服务时表现混乱和各自为政。在运行这一模式时认识不到二者的联系，即使有些体育或卫生部门能够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认为体育与卫生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相互指导，但由于没有完善的管理机制、相应的资金支持等方面的限制，两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顺畅，这些都会导致“体医结合”模式在现实推广过程中不顺利。
3.2 “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提升策略
3.2.1 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中国方案”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要依托人才。面对当前这种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一定要依据我国国情，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为“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实施奠定人才基础，首先从当前医学高校和体育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上思考，其在课程设置上应涉及医学、健康管理、运动技能指导、营养等多方面的知识体系，培养既懂医学又能指导健身运动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体育学科与医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发挥各学科的优势，使体育学科与医学学科之间形成优势互补［7］。其次，由于大学生招生规模有一定的限制，大学培养的相关人才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尽量让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作为“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训师资的受益者，通过行业协会培训，或者再就业培训等方式来实现加大“体医结合”人才的培养。第三，应当从薪酬待遇职业归属感方面思考，划清职业性和公益性的界限，要对体医结合的人才的薪酬和社会保险等有相应的保障，并且可以实施奖励机制或者是补贴机制，促使他们自愿到基层去，为实现体医结合模式的推广起到促进和激励作用。第四，把体育促进健康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作为社区医生的培训内容之一，充分发挥基层全科医生在“体医结合”中的促进作用。
3.2.2 探索多渠道的“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资源配置
在政府对体育健身服务总投资金额不足的背景下，积极转变政府在全民健身事业上的职能，鼓励支持合资、联营、合作、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让体育私营组织或个人参与到“医体结合”健身模式建设的各个环节；政府为实现市民在科学指导下健身的目标，可以尝试服务外包的形式，将“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的建设任务委托给体育、医疗社会组织，二者之间达成一种相互依赖，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8］，政府负责政策和规划，体育、医疗社会组织负责资金和提供“体医结合”健身服务，实现供给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使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得以提高，满足公民科学体育健身的多样需求；还可以考虑社区体育部门、医疗部门与健身俱乐部之间开展联营合作，互相在技术、设备、场地上给予支持，将“体医结合”服务提供给市民，以帮助市民以科学的方式追求健康；最后可以考虑政府购买的途径，运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和财政下拨的用于群众体育活动的经费购买“体医结合”健身服务部分项目，实现居民对健身产品多样性、科学性的需要。
3.2.3 大力推动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的融合创新
政府要为体育和卫生两大部门有机融合搭建运作平台，提供规划协调和政策导向。首先，以“体医结合”试验区创建为切入点，大力推动体育与医疗卫生的合作创新，充分发挥“体医结合”试验区的部门合作经验和资源共享作用，探索多样的“体医结合”部门合作形式。其次，政府应该加强体育机构与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合作的机会，要制定适用于两个部门的管理制度，实现他们的综合管理，建立“体医结合”的管理机制，并且为“体医结合”模式的推广提供政策或者是资金方面的支持。为了更好地让体育部门与医疗部门的融合，可以让体育和卫生部门都参加社区公共医疗、体育服务方面的政策制定，为两者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第三，加强社区体育与社区医疗服务相互渗透融合，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参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市民体质检测系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宣传引导居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各种伤、病的治疗和康复中推广应用体育手段，将居民的体育行为和体质监测作为居民的健康管理内容之一［8］，实现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促进两个部门的合作。
文章来源：科学健身 网址: http://kxj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51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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